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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堂的围墙有弧度

来源:http://www.lccyzc.com 作者:新葡萄京官网8455 时间:2020-04-07 13:37

全家赴津火车是这样的

  天高气爽,而且有点热了。不知什么原因,大哥回来了。目的是接全家去天津,找爸爸。家中留下的是奶奶和大嫂,帮助看家的还有偏院柴草院的疤老三夫妻和他们的儿子、以及那头不怒而威的大狗。

  坐的火车没有窗户,可车门老开着。座位是长木头条靠背椅(和天津公园里的椅子一样),顺着车厢安放,所以车开起来等于人横着前进。长凳一共四排,椅背靠着车厢施两排,中间两排背对背放,如此,在车厢中就形成了两条通道。不对号、占座,没座的就坐在通道上。车速并不像现在的这么快,否则窗口和门口的人就受不了了。途中换过车,不记得是哪里。只记得有一天,黄昏下车,说是到了保定。大哥把我们带到旅店,卸下行李。头一次吃了烧鸡、大饼。三哥和四哥高兴地出去玩,说是去莲花池。当然没有人带我去,到底,莲花池什么样,一直不知道,因为以后也没去过。

天津奇趣的住所

  也是黄昏,到了天津西开法租界教堂后的家里。真的和红门堡大不一样。房子建筑在法国教堂后面,因为教堂的围墙有弧度,所以它后面的民房也随着形成一个有弧度的胡同。大部分是平房,我们住处是那里唯一的一座小楼,正门是很宽的银灰色铁门,可老是关闭着不使用;日常使用的旁门是带投信口的绿油漆的普通木门。楼身从外面看是三层,实际上只有两层能住人,最上一层,也就是二层的屋顶,是平台。平台有二尺多高与楼身一体的围墙,围墙上部是一圈木制的栅栏。楼梯间在正中,把二楼的屋顶平分成南北两个晒台。楼梯间,形成了两间屋子。里间的有门,三面窗一面门,放了一张两块铺板搭成的单人铺和一张二屉桌及一把木椅。外面一间另开两道门,分别通向两侧的晒台。三层公用,谁家也不能独占。

  一层是经理家住,二层就是副经理我家住。房子是东家的,不属二位经理私人所有。两层都是木地板,最特别的地方是门特多,有的屋子拥有三个门,连厕所都有两个门。如果各屋把门全敞开,可谓四通八达,不用人用手开门关门,就可全层扬长通行无障碍。还有自来水、电灯、澡盆、马桶(可惜,因水箱坏了,直到搬家也没享用过抽水马桶的妙用)。每间房屋的窗户都有三层:纱窗、玻璃窗和木条组成的遮雨窗。整栋建筑周围的其它建筑都是平房,我家又住在楼上,所以哪间屋都挺亮,除去没有老家那个宽敝、摆满花盆的院子外,屋里可比老家的房子大、方、亮、通。可惜,多少年之后也和对天津市的认知一样,弄不清东南西北。只凭死记建筑物特点左、右行走,就因这我才学会看太阳辩别方向。房屋的东南西北,全凭阳光定位。

  一层之下有相应的地下室。靠南的一侧,分里外间,但只剩下门框,门扇早已没有了。地下室由两家入煤炭,里面一间是经理家用,并有一个角落是柜上储存的杂物:乱堆着书、杂志、旧家具等等。即使是地下,也有几扇窗户,通风良好,毫无闷气之感,白天取煤也不用开灯。正楼的右边(应该是西侧),以一间呈正方形的楼梯间,联着一个矮一点的两层楼,都叫它南楼,南楼进深只有一间屋深,但前面有一条通廊。因为通廊除顶子外,都悬浮在建筑物外面,所以有三、四根碗口粗的金属立柱(是铜的还是铁的,我到底也没弄清楚)从楼下直达二楼楼顶。虽然五间屋子串通一气,但每隔一间都有南北向的前后窗。即使全把隔断门关上,每间屋也可得到阳光的照射。

  楼上、楼下的厕所全在此楼。二楼对着厕所门有一个窄细的楼梯通到楼下,如此与正楼的宽敞的楼梯形成了环路:正楼上去,南楼下来,绕过侧院,再从正楼梯上去,南楼下来,环绕无阻。地下室的门在侧院,侧院和正院有一道有数扇木门的隔断,因为一层、二层的厕所都在南楼,人来人往频繁,所以这些隔断门永远处于开启状态,八扇绿油漆的隔断门只是装饰,一点门的本职都没有尽到。

  这是我一生住过的最令我喜爱难忘的、妙趣横生的居所,在这里渡过我一生难忘的童年和少年。

小抽屉的诱惑

  由于妈妈计划住一段,还要回老家,所以除去一些箱子之外,一些大的家具,如什么木床、大衣柜、哥哥们念书的双人写字台、单人书桌、凳子、椅子等等家具,都是借用柜上的。我当然知道在我们有人住的屋子里的东西,使用是合法的。除此之外的东西,就不可动用。从正楼楼梯上到二楼,就有一道绕过住房的较窄的回廊,通向南楼。回廊虽然比正楼梯的走廊窄,但放了一张四方桌还剩下一块可通两人的空档。这张四方桌有两个抽屉,平常很少使用,所以在我意识中,这条通道虽然可能通行,但东西是别人的,就不可动用。

  两家一共七个孩子,楼下三个全是男孩;楼上是三个男孩加上我一个女孩。男孩子岁数基本相当,很快相互熟络了,可是我的一人世界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楼下老三和我的年龄相差只有三岁,可是他的三岁差额,就上不就下,把他自己划到哥哥们一群中去;也把我当小屁孩,哄哄而已,没有主动找我玩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南楼楼下,挨大门口的房子里,老用功。因此,和在老家一样,院里仍然是我的一人世界。我常常设计有人在后面追我,于是我就加快速度由正楼跑上,沿着那条窄回廊,绕到南楼下到侧院,再从正楼跑上,而后再从南楼跑下,直到大汗淋漓,筋疲力尽。为了提高效率,开始学哥哥们一次迈两个台阶,很快就学会了。下南楼可不能两阶下,就得加快双脚倒腾的速度。哥哥们的脚大,楼梯窄,双脚不能全部踏实,自然为了安全,不可鲁莽加速;我的脚小,可全部踏在楼梯上,自然可以放心大胆地专心致志的加速,和哥哥们比,毫不逊色。这可是我自己练的本事,评语当然也是自我评估而已。谁能入下身段和小屁孩正式比赛!

  一天,自己一个人在走廊里游荡,看见了方桌的抽屉。里面有什么?不是我家的东西,看看还不成吗?于是拉开了抽屉,里面土不少,但赫然出现了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抽屉:只有火柴盒那么宽,一个半火柴盒长。但做得和真抽屉一样,也是真木头材料,还有一个精致的铜拉手。小孩玩具(现在分析,可能是老年梳妆匣子里的小抽屉)?可它不是我家的,不敢拿,就放在了原地。把方桌抽屉关好。但是这个小抽屉竟在我的心中扎了根,隔一会儿就会想起来。第二天我又去看,还在那儿。不是自家的,不能拿。因这个小抽屉是我自己发现的,和水沟的猫眼一样:看别人的东西是自己的错误,并不敢向妈妈提出任何要求。想拿,不敢拿的矛盾竟然折磨了自己不少日子,常常去检视一番。时间很长了我也没敢拿那个小抽屉。一次家里买了好多袋面粉,妈妈要把面袋摞在方桌上,所以先用水把方桌擦拭干净。之后我再去检视,小抽屉失去了踪影。我也就喘了一口气,息心了,再也不惦记它了,用现在的话就是放下了思想包袱。这一场物欲的煎熬意义非凡,对我抵御物欲的能力有极大的锻炼,使我以后能够从容地,毫不犹豫地抵御非份的物诱,保持节操。

各就各位

  学校早已经开学了。二哥因为在家里已经小学毕业,比我们早来,已经按部就班地入了中学。三哥、四哥和我们一起来,错过了开学的正常时间,只好找第二、三流的私立学校,插班入学。因为他二人班次不同,能接收的学校也不同,只能分别上学,也就结束了复式教学的授课方式。因为我还要和妈妈回老家,所以我没有半途插班,闲散在家。可是后来听大人们说老家不太平,过红军怕打仗,回老家的原计划就搁置下来。我的命运也就注定成了城市人,当然不用上城市户口(那时也没有户口之说)。

  冬天 ,和老家一样,要并屋。因为房子结构不同,全家人虽说是两间,但白田开了隔断门就是一间。人都聚居一起,格外热闹。哥哥们都上了中学,开了英文课,我也听会了a、b、c、d、e、f、g,又会念,以会写,可是后面的就不会了。不过二哥用我当听众,他念一段英文再翻译成中文这样我又能听新的故事:《玻璃鞋》、《山中人》等等。爸爸另外要求哥哥们每天都要交一篇大字,不给我留。因为在老家,我已上了几天学,认识了几个字,他们上学时我就自己磨墨看着字帖写字,兴致勃勃。有一次,爸爸突然到哥哥们的房间检查大字。看完字,不太满意,点评说:字帖要看,不是描。但怎么看?就没下文了。哥哥们只能站在那儿静静地听着,可谁也不敢插嘴提问题,爸爸也没说明白。有一次我写字时,按照笔划的相对位置下笔,写出来居然挺像字帖里的字,令我恍然大悟:字原来得这么学。

  妈妈做晚饭时,哥哥们仍然要在等吃饭的空档时间给妈妈念书。念的内容增加了,加了《晚报》中的连载小说:《童林传》、《雍正剑侠图》、《七侠五义》都是武侠题材,妈妈可不挑内容。

  晚饭后,哥哥们一高兴,就会训练我折跟头:用褥单把我拦腰系上,抱我站在铁床栏杆上,而后二哥和三哥一人拉一头,拉紧喊号一、二、三一翻,我就和戏台上的小兵一样翻一个跟头。不过有点晕头转向,不喜欢,但和哥哥们一起玩可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要自我克制,才能争取再次荣耀的机遇。果然,以后在三哥开始把我放在一把很轻的藤椅中,将我举起、放下、举起、放下练举重。这,我可不怕,欣然地、光荣地扮演着三哥的杠铃。

  因为在一间屋,他们的活动不不能瞒我了。星期天,电影院开学生早场,票价减半。我和妈妈看戏,可没看过电影。他们花钱去看电影,不是正经事,给他们买票钱,就也得给我,我也要去。四哥不愿带我,可二哥答应带,三哥不表态。既然二哥带,四哥就没词了,因为他不是头。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片名是《无影魔鬼》,外国片,内容是一个人发明了一种药,吃了以后人的身体就看不见了,如果脱了帽子,头就没了,脱了上衣,就剩了裤子走动,这可吓坏我了。不敢看了就躲在前排椅子背后,又想看,就从椅背的孔中看(竹编的带孔椅背),这样魔鬼就看不到我,而我却可看到它。这次电影,扩展了我的视野,也扩展了我花钱的范围:既然哥哥们可以花钱看电影,那么我也可以理直气壮的把看电影做为正当消费内容,向妈妈另外要钱看电影,这是后话。

  不知是几月,反正是穿着棉袍,妈妈请楼下的老大,替我在两个路口远的若瑟小学报了名,又带我到绿牌电车道的文具店买了铅笔、橡皮等文具。特别还给我买了一枝彩色笔芯的铅笔,这种笔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它不是一头红,一头蓝,而是同一根铅芯分成六色,手轻轻略转即可变换色彩:红、黄、蓝、绿、白、黑。其实真的使用价值并不大,一根铅芯要分六瓣,稍微转多了就不是你要的颜色了,想要写粗点,也不行,变色了,更麻烦,不过当时真新鲜。其实,也真没有用,连字都不识几个,何需要用彩色笔划重点呢。

  第二天是妈妈送我到学校,也是插班,因为到校时,教室的学生正在上课。级任老师是女性,姓苏,有四十岁左右,脸上有麻子,可是五官端庄秀美,更叫我喜欢的是和蔼可亲。妈妈走后,她把我安排在第一排当中的位子上,原来的学生比我高,换到后面去了。教室很宽敞,一人一个独立的桌子,谁也不挨谁。黑板上面有一个画框,是一个戴白纱头巾的美丽的外国女人,托着一个不穿衣服的小男孩。这张画是每个教室都有的,就是圣母玛利亚。这个学校是教会学校,比较出名,校长就是我家前面教堂的韩神父。老师们大都是大学毕业,就连教一年级的苏老师也是大学生,板书的字很漂亮、端正。教职员工几乎全是天主教徒。就这样,1936年2月,一年有的下半学期,我从天津开始了我的另一段人生旅程。

双十二事变儿童也忧国

  1936年9月,新学年开始,升到二年级了,要换教室。令人不安的是苏老师不教我们了,小孩子们和苏老师嚷嚷,不过多费了老师唇舌安慰而已。

  这个学校之有名,除教师素质外,学校管理水平也高,还附设了两班幼稚园。幼稚园的学生在我眼中自然就成了小屁孩,不屑我光顾,所以该校幼稚园的一切,至今毫不知情,遗憾!

  只要上课铃声一响,校门就关上了,要等到放学才开。管理大门的门卫,兼任小卖部的售货员,卖文具和吃的零食,夏天有冰激凌。妈妈每天给我四枚大仔儿就是铜板。两大仔儿买油条,两大仔儿买烧饼。如果我想吃冰激凌,就必得早上少吃油条,省下的钱下午买冰激凌。从记事起,大人给多少就是多少,我不会另外要钱买吃的。

  学校操场很大,每天全校师生要做操。还要唱校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为大同。这一校歌的词是什么?意是什么?没有人讲过,当时并不全懂,就是跟着唱,自我理解而已。但因第一句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以为是孙中山作的词,因为家中哥哥们常常聊国家大事,说孙中山主张天下为公。这个认知的误差,竟然延续了数十年,才得以纠正:世界大同的论述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天主教办的小学竟然在儿童中灌输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实属难能可贵。我们自己教育出来的学生,包括我这个老人知道多少自己的文化?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是境外的敌人,而是我们自己。现在,文化领域也出现出口转内销。文明的悲剧!可也同时证明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坚韧不拔的生命力。

  二年级添了一门说话的课程。我分不清这门课与国文课的区别何在,但担任这门课的老师,却与苏老师大相径庭。漂亮还时髦,烫着飞机头,穿的是白色绸子旗袍,白色的外套,白色的高跟皮鞋。每次把课文念完、讲完后,她就讲故事:《灰姑娘》、《小红帽》、《白雪公主》,每个故事可讲好几节课,都得下回分解。虽说穿着打扮不像老师,可是那么多好听的故事诱惑着,老盼着上她的课。就是每次她叫同学站起来讲话这一点叫人憷头。我老是手足无惜,不知所以。因此,经常被罚站,不许坐下,不过每次都是一罚一大片,站着的人多,坐下的人少,也就不觉太难堪了。与国文课不同处就是内容大都是第一人称。因为不考笔试,我就兴趣盎然地把它当故事书看。其中三篇对我一生行事影响极大,一篇是一个小孩在天降大雨时由窗户中看到邮差顶风冒雨,按时送信的故事。邮差说:一个人一定要讲信用,规定几点来,就得几点来,任何情况都不能失信。再一篇是两个好朋友甲和乙,在野外遇见了熊。乙赶快爬上大树,对不会爬树的友人甲于不顾,无奈,甲只得躺倒装死,熊嗅了嗅甲,就走了。乙下来问甲,熊向他说了什么。甲说:患难中不顾别人的人不可交。第三篇是《义丐武训》。他为帮助无力上学穷苦儿童讨饭办义学,吃苦受辱,是比侠客更大的无私行为,因为他救济的人更多。即使办成了学,仍然过着乞讨的日子,绝不把办学的钱做为他用。

  和一年级学生比,我们成了高班的老生,除去增加了上面的新课外,还加了体育和唱歌。这可就显出了素质的优劣区别,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但体育课的内容就是一、二、一走步、赛跑、跳绳、滚铁环、捉迷藏。可能我先、后天都不好,这些内容比不过人家,就无甚兴趣。令人鼓舞的是:二年级的老生,可以在图书馆定时开放时进去看书。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的连环画报,各种动物都人性化了,说的话都用一个方框圈起来。还可以在画面中寻找隐藏的动物、人头等等。有些学生特小气,好看的书老也不撒手。叫她掌握翻书的权利,和她一起看都不行,老拿眼猎你。但是这书是学校的,不是她自己的,除去拿眼猎,她也就不能再有其它表示了。我就跟着看!又不是你家的!

  天冷了,但是新教室朝阳,太阳光增加了教室的温度,所以进了屋子,就把凛冽的寒风关在了外面,甚至还显得暖融融的。一天,罕见的一幕呈现在我的眼前:早到的同学并不在自己的位子上,而是聚集在窗前二排同学那里。放下书包,我也凑了过去,她正在说昨晚她家话匣子(当时收音机并不普遍)报告的新闻:蒋委员长叫他弟弟扣了。因为每天晚上发妈做完家务,躺在床上歇息时,爸爸就会和妈妈讲时事、讲故事、念收。所以,我早知道孙中山外号叫孙大炮。也知道蒋委员长蒋介石、宋美龄、宋庆龄、宋子文等等人名。同学传达消息时,情真意切地含着还没有滚出眼眶的泪水。肃穆的气氛,感染了我:国家正面临着一场重大事变,同学们一下子都成了大人,寂静而沉重,默默无言。我们幼小的年龄正经历着还不应当承担的对国家命运担忧的压力,国家命运和我国儿童过早地结合了。这个真实新闻中所掺杂的儿童型错误,在我多年之后才得以厘清:蒋委员长的弟弟指的是张学良口语中蒋、张易混淆;弟弟不是亲弟弟,而是结拜兄弟。这件事就是有名的1936年12月12日双十二事变在中国社会波及的缩影。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政治早熟,和国家的命运、客观环境紧密相联,密不可分。

日本飞机轰炸南开大学

  快到1937年暑假了。天气已经热了,天空中的白云变幻多端。在三楼平台看云彩,是我的爱好。有时,我一个人可以消磨几个小时,直到渴了、饿了,或者要方便了才下楼。一天下午,太阳已经晒到了北侧的阳台,南侧平台,已有了荫凉。我正在三楼楼梯间的屋荫下看教堂十字架顶云彩的变化。突然楼梯上脚步踏沓,几乎全院的人都上来了。奇怪的是爸爸和楼下的经理也上来了(爸爸很少白天在家,有时能看见经理在院里乘凉,但爸爸可不会如此清闲,早上九、十点钟坐着洋车上班,晚上也要十一、二点回家。冬天,我会等门,开了大门爸爸就会递给我一小纸口袋还温暖的炒栗子),然后他们都到南侧阳台向右看。这时我跟着看,才发现了远方升起了极高的烟柱,一根、两根,又一根。大人一边看一边说:日本人炸的是南开大学。经理向爸爸说:现在日本和法国没打仗,租界他还不敢动。回头叫他的孩子:把旗子拿上来,别忘了绳子。一会儿旗子拿来了:一根竹杆挑着一面红、白、蓝的法国旗,经理指挥着男孩们把旗子很快地绑在阳台的栏杆显眼的地方,风一吹,还可飘动。但布做的,沉,可不像现在绸子做的那么轻飘。我继续看着远方:不知从哪里来的两、三架飞机又向烟柱飞去,又炸了。原来的烟柱久久没有消散,新的烟柱又起。飞机炸后,有的就如老鹰般由大变小,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里。但最后两架居然向我们的方向飞来,越近越大,很快到了头顶。低得连飞机驾驶员的白色头盔在烈日照耀下闪动的光亮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他扭头下窥的动作、黑色的眼镜都能分辨得清清楚楚,经理赶快把人全叫到楼梯间:快进来,小心日本人开机关枪。双翼飞机上血红刺目的膏药旗,深深刻在了我的心、脑、感情里:伴随了我一生的民族屈辱仇恨,七十多年了,至今难用理性消除。

  日本人恨的是学生,要杀的是学生。成了一个八岁儿童对日本人轰炸南开大学的结论性认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七七事变,中国的全面国难开始。

  这一场应变能力的展现,看出了经理和副经理的区别指挥风度、学识:经理学识是新派,爸爸可不懂用法国旗避灾,也不知飞机上有机关枪可伤人,二人相比之下爸爸可大为逊色了。

圣母看着我

  学校是教会学校,特别是低年级,教徒多。到了星期六,下午没有课。可是教徒要加上一门要理,这门教会的课程就成了特等学生的标志,非教徒自然成了低等学生。既然星期六下午有人上要理,当然不关校门,我就仍然到学校玩,人家上课,我就到教室黑板上写粉笔字。擦黑板时,突然间看见黑板上方那张画中的圣母正温柔地看着我,而且眼光不离开我:擦到黑板左头,她看着我;擦到右头,她还看着我。于是我跑到教室四个角:凡是我能看到她的地方,那么她必然也用眼神看着我。奇怪的现象引发了我对神的信仰,对天堂的向往,好像我已受到了圣母的关注。与过去故事中的阎罗王、十八层地狱相比,看来天主教文明,不像中国的神可怕。我也要当天主教徒,要上天堂。

  之后,我把这个入教的想法和一个信教的同学说了。一个初级小学的学生,居然愉快地担当起发展教徒的使命。第二天,她就送我一串白色的念珠。并告诉我:韩神父(校长)来了以后,叫他给你圣一下。什么叫圣?而且,从来也没和校长近距离接触过,他一来校,周围不是五、六年级的高班生,就是信教的学生,我这样的学生自己就边缘化了。我说他能给我圣吗,她就热情地自告奋勇:我给你说。

  第二天,校长来校了,她拉着我,请校长给我圣念珠。校长二话没说,就接了过去,左手拿着,右手在上面划拉了两下,什么也没说就又递给了我:可能我不是教徒,所以不管?把我愣在那里了,心中失落可还夹杂了一种羞愤:不给圣我还不入了,哪里像圣母玛丽亚。我站在那里不动,同学拉我走,说:咱走吧。我说:他不管啊?不是拿过去给你圣了吗!原来,在手中一划拉,就是圣。此后,在这位同学的教导下,我开始到教堂进堂做礼拜、在家里忏悔。可是我不明白,我在天堂里犯了什么罪,才被罚下天来做了人,我忏悔什么罪恶呢?后来到教堂得早起、星期天还得进堂,我还没有领洗,虽然那些穿白袍的小孩们唱的圣歌很好听,虔诚、安祥、纯净,但我到教堂也不能吃那个由神父发的小饼。家里没有人督促、叫醒。再没有新鲜内容了,我这个教徒也就不了了之了。

  多年之后,提高了观察力,才把圣母玛丽亚对我专注的谜底揭开:照相时,目光对准镜头;画像时画正视的目光,都会得到圣母玛丽亚那种如影随形的专注目光。

初遇日本人

  不记得是什么原因,这一天,全家都要去日本租界的中原公司。妈妈给我穿上白衬衣、黑裙子、白袜套、黑鞋。这本是夏季的校服,去商场、看戏都不用穿,可这次不仅穿了校服,而且带戴了一顶带沿的小白帽,倒和日本小学生差不多。坐绿牌电车,到了劝业场换了蓝牌电车,到了日租界边上,就不通了。日本人把路用木马封了,只在人行道上留个口,当做交通口,还有日本兵荷枪实弹把守着。我穿的是校服,那我的身份就是学生,日本人炸南开大学不就是炸学生吗?他会不会也恨我呀。心中忐忑地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而且换到远离日本兵的这一边,并紧靠着妈妈的身体,以便用妈妈的身体遮挡日本兵的视线。过了卡子口,我的手都湿淫淫地。真不该来日租界!

  法租界的天祥和劝业场,有六、七层高,中原公司也差不多。但是中原公司场地宽大,另外不同的是几个剧场是通票,不用像劝业场那样,看京剧买了标,看嘣嘣(那里叫落子,也就是现在的评剧)还得买票。妈妈在六楼看崩崩,哥哥们在四楼看京剧。我就看一会儿四楼的京剧,又上六楼找妈妈看嘣嘣。我已忘掉过卡子口时的紧张和恐惧,我正想到楼上找妈妈时,突然正中走道的左侧坐着三个日本兵,笑眯眯地向我招手,手里没有带刺刀的长枪,但每人腿间都矗着一把长而弯的军刀,这可叫我大吃一惊,我立即刹住了脚步。如果我经过那里,他们边上的人一探身就会把我捞到他们的魔掌之中。我急速地观察了前后左右:离他们还有两丈多远,身后的横通道只有四、五尺。我立即退回横通道,转到剧场边墙的通道上,远离这危险的地段。伴随着心脏砰砰的跳动,快步向楼上走去,尚幸那几个日本兵没有追我。我到了楼上,又和过去一样,不敢把这一险遇和妈妈讲说什么,可是再也不敢自己一个人楼上、楼下地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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